百位青年把自己“种”在乡村 寻找与城市的连接

乡村振兴运营服务平台思尔腾探索新的乡村运营模式，让更多人返乡进而“繁乡”

(资料图片)

百位青年把自己“种”在乡村，寻找与城市的连接

2023年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的黄桃季来了。新鲜香甜的锦绣黄桃，还有衍生出的特色菜、夏日特调、限定甜品轮番上阵，在朋友圈吆喝叫卖的张婷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忙疯了。她是吴房村的返乡青年之一。从吴房村被列为上海第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开始，张婷就亲眼见证了曾经古旧的小村庄，在运营团队思尔腾的带动下，蜕变为上海南郊的桃花源，连她自己也成了其中的参与者。

“深思熟虑，聚力腾飞”，这是思尔腾的取名寓意。它是国有独资企业上海国盛集团旗下的乡村振兴运营服务平台，因吴房村项目而生，从5名初创者到汇集上百名年轻人，从一家企业发展至拥有20多家专业子公司，项目涵盖上海6个涉农区，并向外辐射至长三角等更广泛区域。

这些年轻人平均年龄仅有28岁。他们把自己“种”在上海乡村，探索可行的运营方式，寻找与城市的连接，让更多人返乡，进而“繁乡”。

做全新领域的全科医生

松江区石湖荡镇东夏村，距离市中心数十公里。虽坐拥黄浦江零公里处的“浦江之首”，很长一段时间却是“藏在深闺人不识”。

现在，有米餐厅、有米农场、九墨·一叙茶室、九墨·二序咖啡店……正在打造的“荡里有米产业社区”如拼图一般被逐渐填满，开始聚集活力。背后的操盘手，正是思尔腾与石湖荡镇联手成立的乡村振兴运营平台公司——思尔腾茸城。团队首批成员仅5名，都是“90后”。项目运营经理孙兴龙出生于1993年，如今要谋划的，已是1800亩土地上的乡村运营大盘子。

包括孙兴龙在内的上百名年轻人，正活跃在奉贤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宝山、浦东等项目点位上，共同构成了思尔腾团队的中坚力量。“他们中很多人是国内外名校本科或硕士研究生毕业。”思尔腾总经理袁可可告诉记者，这些年轻人所学专业各不相同，涉及旅游经济、市场管理、金融、设计，甚至还有物理、心理学等。

乡村的开发与建设、设计与运营，涉及的门类十分庞杂。“我们最为看重的，是年轻人能否把自己‘种’在乡村。在全新的领域，他们要有较强的学习能力，不能只是‘专科医生’，而必须是‘全科医生’。”袁可可开玩笑地总结，“不懂招商的设计师做不好运营。”

孙兴龙对此深有体会。“做乡村项目和城市项目，抗压能力是不同的。”融入乡村，必须要直面社会文化差异。在城市，讲的是契约精神，凡事有章可循；而在乡村，面对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情社会，年轻人习惯的行为模式就行不通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：有米农场农忙时会找当地村民帮忙，找了这家没找那家，正好两家以前就有矛盾，没被请的那家就会上门质问。“这些看似是小事，其实却是工作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环节。只有把当地人情关系摸清楚，才能减少摩擦。”

在年轻人观察乡村的同时，他们自己也成为被观察的对象。有米餐厅建设时，村里一位老人总是会推着自己的轮椅到这里，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建筑逐渐成形。“在这样的注视下，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把事情做好。”

光靠砸钱是不可持续的

思尔腾团队刚到东夏村时，有不少刺耳的声音，有人说“要来空手套白狼”，也有人说“拿了房子不投钱”。“很多人认为，作为上海国盛集团旗下的乡村振兴运营服务平台，思尔腾来了砸钱就行了。但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，关键还是如何用国资带动社会资本深度参与。”

这就涉及乡村运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——钱从哪里来？当前，乡村相对落后，投入必然不菲。而硬币的另一面是，乡村属于被低估的资产，假如能盘活，将释放很大的产业潜力。

在前期的集中居住环节，就需要有灵活机制的介入。按照过去的模式，不论是进镇上楼、村内平移，或是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，都需要依靠政府大量出资。但资金的池子有限，很多乡村不得不面对“钱从哪里来”这一关键问题。

经过几年的探索，思尔腾初步总结出几种可行的模式。比如，金山吕巷项目在平移上楼的集中居住模式下，将平移后的房屋“一宅两套”分为两期建设，一期供村民居住，二期可租赁给思尔腾运营，以20年经营权抵偿房屋建设费用。这样一来，村民既能免费住进新房，租赁期满后也可拿回另一处房屋的经营权。

“我们也注重金融杠杆的作用，比如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积极合作，拿到了成本较低的经营性贷款，共同破解乡村支付能力弱的难题。”袁可可说，依托国盛集团设立的长三角（上海）乡村振兴股权投资基金，思尔腾正以项目为导向，与专业运营方深度捆绑，带动各层面资金在乡村的投资运作。

与社会资本谈合作时，孙兴龙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总是“你们准备怎么挣钱”，如果这一点没想明白，光靠热情和情怀，没过几年可能就会遗憾退场。他将项目团队定位为“锦上添花”，而非“雪中送炭”。“社会主体如果有基础、有资源，我们就能通盘运作，进行资源配置和共享，增强整体的运营实力。”孙兴龙说。

松江项目即将落成的咖啡馆，曾经有六方竞争入驻，最后团队选择了其中一家签署排他性合作协议。“这位主理人在抖音上小有名气，拥有15万粉丝。并且，他的经营模式并非仅仅卖几杯咖啡，而是搭建起乡村场景，通过直播等方式现场展示并售卖相关产品。”不仅如此，这位主理人也有附带资源在手，他与松江某机车俱乐部有合作关系，骑手们每次到来，既能在咖啡馆中转休息，也可为当地其他业态引流。

他们选择一条更难的路

在位于吴房村的思尔腾总部办公室的黑板上，密密麻麻都是工作重点和思路导图，其中有一句很显眼，即“我们不做二房东”。

手握多处房产的经营权，在一些人看来，最为省事的方式就是直接出租。但思尔腾的年轻人一致选择了更难却也更有意思的路子——以自营联营招商等方式，保障产业发展，打造复合型业态下的生态圈。

吴房村内既有企业自营主力餐厅，也有社会资本主理或合营店铺，甚至还有思尔腾员工们承包经营的咖啡馆，青浦项目运营经理叶仁潇就是小老板之一。

叶仁潇是湖北黄冈人，法国昂热大学旅游经济学硕士毕业，2021年进入思尔腾。“当时，有意向的员工筹集10万元作为咖啡馆的改造资金，日常运营就交给综管部的同事。”叶仁潇没想到，1年的时间就回本了。“现在要学的东西很多，想到是为自己干，整个人就很有干劲。”

包括他在内的年轻人，都在强调乡村运营主体要摒弃二房东的模式，将自己作为保姆，从规划设计到后期运营的全流程都要与社会资本共同谋划，推动当地特色生态圈的建立。

曾经，项目里有一家主打特殊儿童教育的机构在疫情期间业务一度受挫，难以为继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思尔腾积极同外地一家公益基金对接，推动建立新希望基金会，并与村内其他业态协调联动，帮助这家机构完善了训练基地。

有人会问：上海乡村的自然资源不敌苏浙，当地的人气真的能被拉动起来吗？“背靠上海消费大市场，乡村可以承接企业团建、亲子研学等订单，这是提升活力的一部分。”袁可可告诉记者，去年，有米农场联合上海户外联盟打通团建、主题宴会等多种活动渠道，共接待20人以上团队56批，2022年国庆期间营收近30万元，开业至今总体营收近100万元。

“乡村运营不只是文旅，更包括当地主导产业的挖潜，推动产城乡一体化发展。”在青村镇，思尔腾一边打造黄桃IP，持续推出黄桃汽水、黄桃甜品等吴房有礼系列产品，刷新市民的品牌印象；一边建设生命湾谷产业园，发展大健康产业，谋划将乡村作为重要落地场景，实现乡村和园区的一体化发展。

在石湖荡镇，团队则计划打造沈家浜保留村“荡里有米产业社区”的“闹区”、夏字圩保留村“浦江之首FAN乡健康社区”的“静区”，以及生态涵养林，并围绕松江大米三产融合、生态绿色循环、健康养生文旅这三大产业圈，进行招商引资以及产业培育。

当发展的思路愈发清晰，土地的磁场就越强。正如“FAN乡”的表意，不少人选择返乡、繁乡。

“有米茶点”店主郁洁琼回到家门口就业，结合当地特色研发出大米蛋糕，每月增收5000元。还有东夏村本地企业家陈洁，将前期创业积累的经验、资源及人脉有效整合，带动更多松江本土企业进入东夏村，并与思尔腾茸城共同搭建“田心有礼”产供销一体化平台，实现合作共赢。

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加强

目前，思尔腾已经发展出20多家专业条线公司。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子公司？

这是发展所需，也是无奈之举。“最开始的时候，深耕乡村的专业团队不多，从前期策划、设计、施工，到招商、电商等领域，我们只能自己上，慢慢地队伍越来越壮大。”令袁可可欣慰的是，很多外部的专业力量也加入进来。“交大设计院团队主动请缨，我们的整体实力和量级将再度提升。”

经过几年实践，思尔腾的发展路径逐渐明晰，摸索出了乡村运营的一整套操作模式，并可拷贝复制，通过产、城、乡的全方位服务，走出上海，向着长三角乃至更远的区域输出。思尔腾还发现，光靠单一项目还不够，须配合其他产业投资以及设计建设、产业园招商等业务丰富收入来源，在实现自身持续造血的同时探索乡村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。

随着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加强，身处其中的人，都在经历并感受这种变化。

2016年前，吴房村人均年收入约为9000元。现在，村民基础收入至少增加了“四金”，包括出租宅基地、自留地的“租金”，农民二次就业的“薪金”，集体资产增值后的“股金”，产业缴税后政府可再次投入乡村的“税金”。仅是宅基地租金，每人每年可增收3万至6万元不等。

东夏村村民则在向职业化发展。思尔腾茸城通过产业导入等方式，带动东夏村原住村民20余人就业。其中，有米餐厅13位员工人均年增收6.92万元，其中最低每月3500元，最高每月1.2万元。

如今，上海郊区的几个项目正蓄势待发。松江有米产业社区预招商已经达到90%，百余套房子将于今年10月统一装修；金山吕巷项目二期已经封顶，年底交付后即可装修；浦东七灶村计划打造乡村综合体，承接迪士尼溢出需求，下半年将通过验收……（记者 束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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